2019年8月28日，“大名鼎鼎”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头目聂元梓在北医三院逝世，终年98岁。
聂元梓早在数年前就签字同意死后遗体捐献给医院，她的亲属也表示，会完成老人的遗愿。
五大红卫兵头目之一
1921年，聂元梓出生于河南省滑县留固镇西尖庄。她的祖上是有名的医生，靠行医积攒下很大的家产。
聂元梓出生时，聂家已经是滑县的大地主家庭。除了占有大片耕地外，她父亲还在城里开了一家中医药铺。
在哥哥聂真影响下，聂家几个兄妹相继投身革命。1938年1月，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于次年被选送到延安学习。
在学校里，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女干部清晨在操场上跑步的身影，这个人就是聂元梓。
此时的她，性格孤僻，整日沉默寡言，与同学很少交往，但在开学习讨论会时却能讲得头头是道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聂元梓被组织派往东北工作。
1963年，中央决定在全国调一批理论上强、有一定革命经历的领导干部到北京的重点高校中担任中层领导职务。
聂元梓由此调入北京大学，出任经济系副主任，并于次年调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。
特殊历史时期开始后，她很快成为了风云人物。
1966年5月25日，聂元梓与另外6位教师，在北大食堂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——《宋硕、陆平、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？》
标题一下子点了三个领导人的名字，迅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，被称为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”。
一时间，北大校内议论纷纷，反对者有之，赞成者有之，褒贬参半。
特殊时期初期，是聂元梓最活跃的时期。她因一张大字报而“一炮走红”，成了全国著名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。每天都有很多人，从全国各地赶来，向她“学习经验”。
聂元梓还亲自出面到各种“大会”上去演讲，鼓动各单位的造反派夺权。在少奇同志、朱老总等一大批领导人被污蔑的背后，都能看到她的身影。
俗话说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。
聂元梓所作所为，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，毛主席、周总理也发现她“有问题”。
1969年11月，聂元梓被下放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；1971年初，她被隔离审查，限制行动自由。
晚年的反思与辩解
特殊时期结束后，聂元梓被捕入狱。1983年3月，她被北京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、诬告陷害罪判刑17年。
当年7月27日，聂元梓被送到北京市远郊县一监牢服刑。
据看守介绍:“这个女犯人，各方面表现还好，就是不认罪。”
她在申诉书中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：
“我的错误是执行主席的指示中发生的错误，没有参与林、江反革命集团的阴谋……没有触犯刑律。我的问题应以事实为根据，实事求是地解决，才能达到教育广大干部、群众的目的。”
1984年，监狱方面允许聂元梓保外就医；2000年，刑期满后，她真正获得了人身自由。
此时的她已经年近80，一个人住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套单元房里，饮食起居都由自己照料。
晚年的聂元梓，患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，平时很少出门。她没有工资，更没有退休金，靠着每月从街道领取的600元生活费过活。
因为聂元梓曾是风云人物，关注她的人很多。有一些传记作者千方百计要采访她，都被婉言拒绝。
聂元梓告诉亲属，住的地方不要对外公开，她自己则很少抛头露面。因为她过于低调，甚至闹了好几次“乌龙”。
1994年，国内一个很有名的传记作者写文章称“聂元梓已经死了”，引起一阵轰动；2000年，又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她已经死了。
聂元梓过去的一些熟人给她打电话，问是怎么回事。对此，聂元梓一笑置之，幽默地说：“没想到，时隔六年，我又死了一次。”
有人劝她打官司，追究作者和报社的责任。聂元梓听后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哎，打什么官司。”
晚年的聂元梓对当年的过错有所反思，但是也为自己的一些行为进行辩解。
只是无论如何，那张轰动一时的大字报，在历史进程中起到的负面作用，是永远也抹不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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